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中，政府信息公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重要途径。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在处理涉及电子政务信息的公开申请时，存在一种简单化倾向：即凡是被归为“过程性政府信息”的，便一概援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等规定，以属于“内部管理信息”或“过程性信息”为由，拒绝公开。尤其是在涉及电子产品的政策制定、行业监管、标准审议等领域，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此种“一刀切”的做法，不仅可能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更在实质上曲解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立法意旨。

正确理解“过程性政府信息”的豁免边界是前提。《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其豁免公开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行政机关内部坦诚讨论的空间、决策的完整性以及行政效率，避免不成熟的意见或方案引发不必要的误解或社会动荡。但这绝非意味着所有在行政决策过程中产生或获取的电子信息都能免于公开。是否公开，核心在于判断该信息在决策完成后是否仍然具有“过程性”和“内部性”。例如，关于某类电子产品安全标准的背景研究报告、专家评审的客观数据、已采纳的技术参数等，在最终标准正式发布后，其作为决策依据的部分已转化为最终行政决定的一部分，不再具有纯粹的“过程性”，原则上应当公开。一概拒绝，实则是将“过程性”概念扩大化、绝对化。

行政诉讼作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公开信息的重要司法渠道，法院的审查不应止于行政机关自行标注的“过程性”标签。在涉及电子产品等专业领域的案件中，法院需进行实质性审查，探究信息的具体内容、产生阶段、与最终决定的关系以及对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政策也强调，对过程性信息的公开问题，应当根据公开后是否会对社会稳定、行政决策造成不当影响来审慎判断。若相关信息仅涉及事实描述、数据汇总、客观技术分析，且公开不会妨碍行政进程，反而有助于公众理解政策、监督执法（如电子产品能效标识的核定过程数据），则不应被豁免。行政机关若不能证明存在法律明确保护的例外情形（如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仅以“过程性”为由搪塞，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否则便背离了“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

在电子政务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今天，涉及电子产品的政府信息往往关乎重大公共利益，如消费者权益保护、产业技术导向、环境保护标准等。一概不予公开，会削弱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阻碍社会监督，甚至可能为不当利益输送提供隐蔽空间。立法鼓励政府信息公开的根本意旨在于促进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和保障公民权利。曲解“过程性信息”条款，将其用作规避公开的“万能挡箭牌”，显然与这一意旨背道而驰。

因此，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与诉讼时，都应秉持审慎、客观、利益衡量的原则。行政机关应细化内部信息分类管理，对确属过程性且应豁免的信息说明具体理由，对其他信息则应主动公开或依申请公开。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应加强对“过程性信息”认定理由的司法审查，防止该条款被滥用，确保立法意旨得以正确实施，从而真正推动透明、负责的法治政府建设，回应电子产品等领域社会公众对政府信息的合理关切。